[萧红百科]《红学列传·网上连载的“中短篇萧红传记”15种》(下)
(编纂-王泽生;2011年5月1日下午于绥化)
【十二】
标题:《呼兰河传:雕刻萧红》
作者:聂茂
来源:摘自于《心灵的暗香》第三章
【一、丘陵上的红木棉】
尽管她十分美丽,但她无法在春天的枝头灿烂;尽管她追求幸福,但她抓住的仅仅是一缕残片。她是一朵花,可她觉得自己不配。她说她是一棵草,一棵被上帝不经意地扔在路边的小草,一棵虽然瘦弱却能让春天一绿再绿的小草。可是,一棵草怎能禁得起暴雨的蹂躏?一棵草又怎能托得起像马群一样奔跑的天空?久久地端详着她的照片,我能见到的唯一的一张照片。许多书报杂志上登出来的都是这张照片。有点模糊的黑白照片沉淀了岁月的浮躁,留下的只有一脉文香,那样的清晰动人,宛如她的笑容,靓丽妩媚,娴静如玉。这样的一双大眼睛,这样的一个大辫子,这样的一个俏人儿怎能只有草样的年华,怎能没有花朵在她骨头上开放?
我不敢用手去触摸,哪怕是印刷品。我只是翻读她的文字,一遍又一遍。当我对她越来越了解的时候,我的心跳越来越加速,我的痛苦也越来越加剧。很少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梅雨季节的南方和南方那一洼又一洼湿漉漉的空气。读张爱玲时,我有的是叹息;读沈从文时,我有的是忧伤;读巴金时,我有的更多的是压抑。只有读她,我听到了内心的哭泣。
我觉得她的确不是一朵花,当然更不是一棵草,但她可以是一块石头,一块花的骨头,也可以是一块钆钢,一块稻田,可不是一朵花、一棵草。如果硬要比喻,我觉得她更像一株木棉,一株丘陵傲然不屈的红木棉。她的韧劲,她的热烈,她的率真,她火一样奔涌的情怀,分明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一株红木棉!萧红,这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稍纵即逝的流星,在短短的十来年里,她毫无保留地将美丽、智慧、青春、情痛和生命的闪电抛进了古老得发黑一般的漫漫长夜。记得散文家刘烨园曾经说过:“在多灾多难的现代文学史上,我最敬重的是鲁迅,最感动伤怀的是萧红……有着为奴隶的萧红,我才感到心原来还未被生活、意志、理性熬炼成石头。且也许永远不会了。”斯哉此言!
1911年6月2日,萧红诞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城的一个财主家庭,她在这幢小屋里度过了不幸而苍凉的童年。祖父的爱刻骨铭心,父亲的疏离和母亲的淡漠同样让她刻骨铭心。年幼的她并没有享受到家庭成员同等的快乐,甚至没有感受到家的温馨。她常常躲在一个黑色角落冷冷清清地读着《红楼梦》,以及其他经典名著,有时一读就是一整天,她完全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那些童年的民谣、呼兰河畔的风筝、清清的水井和板结的农事就像收割后大地上堆积的草垛如此逼真地存放在记忆深处。但这种封闭式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她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时,由于父母的包办,她和同乡的青年汪殿甲订婚。
1930年,19岁的萧红为了抗拒包办的婚姻及家族的迫害,毅然离家出走,她孤身一人,先从呼兰县逃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逃至北京,开始过上了飘泊流浪的生活。从此,萧红踏上了风雨飘摇的不归路。北京的高楼大厦和里弄胡同并没有留住萧红,更没有为她提供庇护。不久,汪殿甲居然追寻至北京,并设法找到了萧红。他告诉萧红,虽然他们是由父母包办的,但他内心真的喜欢她,爱她,愿意为她付出一切。不谙世事的少女怎么禁得住一个情场老手的花言巧语?萧红的芳心被打开了。汪殿甲趁热打铁,信誓旦旦,一脸真诚的样子,完全骗取了萧红的信任。
那一天,北京很冷,风也很大。汪殿甲拉着萧红,在街上游玩了很久。回到家后,萧红多了一枚手镯,可是,那何尝又不是一副手铐呢?当天晚上,在昏暗廉价的旅馆里,汪殿甲一番进攻,萧红糊里糊涂地交出了她的心。两人在北京同居了数月后,汪殿甲带去的盘缠几乎全部花光,他以北京消费太高、生活不习惯为由,连哄带骗将萧红带回哈尔滨,住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里。其时,萧红已经怀孕,整天昏沉沉的,没有任何胃口。汪殿甲每天早出晚归,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可生活显得越来越艰难,萧红开始有些不安了,她提出应当去谋一份差事。汪殿甲劝萧红不用担心,他自有安排,并说,如果有必要,他会去找一份好工作的。萧红见汪殿甲说得如此肯定,再一次相信了他。可这一回,差点要了萧红的命。萧红哪里知道,这个跟她同居的人在玩腻她后,早就有了抛弃她的打算。
一天早晨,汪殿甲起床后,看了躺在床上的萧红一眼,说:“手头的钱不多了,我必须回老家一趟,搞点钱来。”萧红说:“多久回来?”汪殿甲说:“少则两三天,多则个把礼拜吧。”临出门,汪殿甲又回过头来说:“你行动不方便,不要到处走。我跟旅馆老板讲好了,有什么事,找他就是了。”萧红一言不发,静静地看着汪殿甲离去。汪殿甲走后的当天下午,旅馆老板就主动找上门来,一点不客气地说:“你的男人呢?”萧红感到有些不妙,连忙问:“他回老家去了。”“什么?他逃了?”老板一听急了,大声吼道:“他不是说今天上午给我还钱的吗?”“欠了多少钱?”萧红心一紧,本能地问了一句。“643元!”老板火气很大,说:“打从你们住进来后,只交了一个星期的房钱。难道你不知道?”
萧红“嗡”的一声,这一笔钱,对她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掉进一个巨大的黑洞,汪殿甲的离去让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他真如他所说的是回老家去拿钱吗?他还会回来吗?如果他不回来,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该怎么办?汪殿甲走后,杳无音讯。一天,两天,三天,萧红的眼睛拉长了,望穿了,她希望看到那个背影,那个熟悉的有点可恶的背影,然而,她失望了,所有的甜言蜜语,所有的温存缠绵,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汪殿甲,这个撕裂她的男人,这个被父母指婚要嫁的男人,这个声称给她幸福的男人,在她怀上了他的孩子后,他居然狠心地走了,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哈尔滨的天真冷啊,冷得比冰针还刺骨。萧红绝望地守在那间窄小的房子,老板日夜催逼房费和饭钱,一个星期后,他甚至用停止供饭来威逼她。萧红以泪洗面,那原本金子般的眼泪就如此廉价地落在了旅馆里。然而,泪水换不了金钱,更换不了老板的同情。眼见汪殿甲一去无音,狠毒的老板准备将萧红卖到*
院去抵债,他下了最后通谍:“给你一个星期,如果你仍然还不了钱,就别怪我不厚道。”
难道就这样等待命运的屠宰?“不!我要自救!”这是萧红咯血的心声。于是,萧红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向当时的《国际协报》副刊发出求救信。信,幸运地落到了编辑裴馨园的手里。这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文化人,他含着眼泪读完了信,发现在悲惨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个罕见的文学天才。事不宜迟,裴馨园立刻派助手“三郎”、也就是萧军去探望萧红。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裴馨园的善心,如果裴馨园也像当今一些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冷漠态度,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就要撕去厚重的一页。血气方刚的萧军来到东兴顺旅馆时,在散发着霉味的阴暗屋子里,看到了一个憔悴的孕妇。当他用同情的心听完萧红嘶哑的哭诉之后,立刻作出了一个将改变自己的一生、也将改变萧红一生的重大决定:“好了,别怕。你的苦难我来挑!”
萧红紧紧抓住萧军的大手。她感到那是一块烙铁!萧军有点慌乱而又笨拙地理了理萧红额前的头发。命定的缘将两颗苦难的心拴到了一起。然而,萧军本人也是一个一贫如洗的流浪汉,他哪里拿得出对他来说同样犹如天文数字的六百多元钱呢?更糟糕的是,连他的朋友都是一帮穷光蛋。裴馨园虽然同情萧红的处境,但他毕竟自身难保,何况报馆的薪水也拖欠好几个月了。黑云压城城欲摧啊!萧红盼来了萧军,可萧军有心无力。旅馆老板照样天天催命似来逼债,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萧军双目圆睁,几乎要用蛮力解救萧红了。正在这为难之际,老天爷帮忙了。绵绵不断的豪雨,使松花江的洪水忍无可忍,咆哮着,决堤而出。哈尔滨市区顿时变成一片泽国。人们争先恐后夺路逃生,包括气急败坏的旅馆老板在内。混乱之中,萧军抱着萧红逃出了灾难的中心。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用毁城的方式成就一桩平淡的爱情。哈尔滨的被淹,拯救了萧红和萧军,给丘陵上的红木棉增添了一份湿漉漉的沉重,也使一桩苦难的爱情有了更为苍凉的背景。
【二、饥饿的利刃割破了喉管】
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上会有如此多的苦难?为什么,中国的苦难要让一个弱女子承担?萧红逃出了恐怖的旅馆,却又落入了饥饿的魔掌。饥饿如猛虎,将二萧抓咬得遍体是伤。他们先是住在道里十一道街一座的欧罗巴旅馆里,但因为经济原因,没过几天,就被蛮横的老板赶了出来。他们只好迁至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内,开始了贫穷但是相依为命的生活。他们经常出入当铺,四处借贷。可是,当完了一切可以典当的东西,借完了每一个可以援手的穷朋友,回头一看,饥饿的老虎张开血盆大口,更加恐怖地向他们逼来。那原本是二萧的新婚蜜月啊;他们的蜜月就如此这般,在饥寒交迫中度过。那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常常是萧红躺在旅馆冰冷的木板床上,把所有的被子裹在身上,仍难以抵御严寒的进攻,腹中的胎儿没有让她感觉,更多的是不安和恐惧,仿佛那是一颗定时炸弹,有一天会将她炸死。她几乎每晚做着噩梦,每次从梦中醒来,她都惊恐不已。
而这个时刻,萧军起早摸黑,在城里四处奔波,打短工,干苦活,努力挣点银两。运气好的时候,萧军能够带回一袋馒头和大饼,两人就着一杯白水,一顿狼吞虎咽。运气不好的时候,空手而归,两人只好饿着肚子相抱而眠。漫漫长夜,度日如年啊。由于贫穷,萧红和萧军两个人和衣挤睡在一张小床铺上,萧军的块头很大,而萧红的肚子也越来越大,两人都为了让对方多盖一点被子,互相谦让,双方都睡不好。萧军说:“你多盖点吧,别冻坏了肚子。”萧红说:“你要养家糊口,冻坏了怎么行?”停了停,又说:“这孩子,要是生下来,怎么办呀?”萧军望着黑黑的天花板,半天作不得声。
萧红温柔地触摸着萧军的胸脯,试图缓解他的重压,可是,现实毕竟太残酷。萧军怎会因萧红的柔情而忘却眼前的苦难?反过来说,虽然萧军救了萧红一命,但这救命之恩,萧红又该用怎样的爱来偿还?她腹中的骨肉是汪殿甲留下的,在那样的年代,萧军又能否用博大的胸襟来包容这一切?“我造了什么孽啊。”萧红咬破了嘴唇,泪水止都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萧红的抽泣惊醒了萧军,他用手一摸,脸上湿湿的,枕头上也是一滩泪水。他将她抱到自己的胸脯上,低低说:“你又犯什么傻,哭什么?我说过,你的苦难我来挑嘛。”萧红哭得更甚了。萧军摸到了发抖的心。
半个月后,在一家贫民医院里,萧红生下一个女婴。面对新生命的出世,萧军有点不知所措。分娩后的萧红由于出血太多,身体十分虚弱,萧军发疯般地挣钱,可是挖地三尺,仍然得不到半两银子。没有钱,萧军只得将萧红接回家里休养。外面的狗饿得冲着月光狂吠。萧红坐在硬硬的床上,望着窗外,脸上闪着一丝疲惫不堪的苍白的冷笑。孩子从一生下来,她就没有看过一眼。想起那个负心人,她的心就阵阵悸痛。孩子在隔壁的房里哭喊,声嘶力竭,萧红雕塑般,一动不动。她似乎麻木,似乎冰冻,又似乎在报复什么。整整六天,萧红没有看孩子一眼!六天,她没有喂孩子一口奶。初为人母,虽然严重的营养不良,但奶水仍然涨得湿透了衣衫。一阵又一阵,孩子哭叫的声音,从隔壁传过来,她牙齿咬得格格响,把心紧成了一块铁……
后来曾有人这么评说:“贫困,把做母亲的女人挤压成如此冷酷!她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母爱一旦泄出,将一发不可收拾。一眼都没瞧一下的孩子,(萧军把孩子)送给了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以后的事实表明,这孩子成了萧红抹不去的伤痛!当她在香港病危时,在交代的后事里,嘱咐端木蕻良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寻找这个孩子。这正是母性的复苏与绝唱。”
然而,仅仅把这一切归咎于贫困,是不全面的。我更相信,萧红如此绝情,既是对汪殿甲负心而去的变相惩罚,更是为赢得萧军全心的爱而做出的最大牺牲。也许,萧红认为:孩子的离去,将使她能够更好地、更轻松地面对萧军,也使萧军能够看出她跟随他的决心。事实上,孩子的离去,也的确使两颗苦难的心拉得更近、贴得更紧了。他们过了一段平静充实的生活。在这一段时间里,萧红和萧军一边劳作,一边创作,物质的贫穷与精神的富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胃痉挛所带来的痛苦。他们互相鼓劲,携手前行。苦难的身世激发了他们对贫苦人民的感情,也使他们的笔触共同伸向了下层人民的艰难身世。
1933年10月,萧红与萧军自费出版了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它可以看成是二萧爱情的宁馨儿,这次合作的成功激发了萧红更大的创作热情。她不停地写啊写,很快,一本名为《商市街》的散文集完稿了。这本书共散文四十一篇,内容全都是写她与萧军两人在哈尔滨那段苦难生活的原始实录。萧红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敏锐、细腻的心理,生动逼真地描绘了他们的艰难、苦痛和欢乐。特别令人动容的是,萧红以坦城的态度,讲述了她对于饥饿、寒冷、贫穷的感受与忍耐,她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所感觉到的孤独、愤恨、苦闷和无聊,以及她可悲的处境在自己精神上刻下的道道伤痕。在这些文字中,“饥饿”二字特别醒目。例如,在《提篮者》这篇散文里,她写了一个提篮卖面包的人对她产生的诱惑,写了“带来诱人的麦香”的面包怎样吸引她,但是“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使不开门我也好像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
而在《饿》这篇散文里,她甚至写到饥饿得实在难以忍耐的时候,想要去偷,“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她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出了“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老虎的挣扎,看到了饥饿的利刃割破喉管时所喷出的血。谁敢说,这不是一个天才女性在令人窒息的绝境中所发出的最令人惊怵的呼喊?
【三、浪漫,在清苦的河流中奔跑】
清苦,在浪漫的天空中飘逸;浪漫,在清苦的河流中奔跑。1934年6月15日,这个在别人看来也许十分平淡的日子,但美丽的青岛和勤劳的青岛人民应该记住这个日子。这天上午十点多,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叫,日本轮船“大连丸”在青岛码头缓缓地靠岸。不一会儿,两个年轻男女,满面风尘地走出船舱,手挽手,异常兴奋地走向迎接他们的朋友。悄吟和三郎,两个逃出东北沦陷区的文学爱好者,怀着热血和梦想,来到了这座美丽整洁的海滨城市,开始了他们文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起跑。在这里,那个叫做“悄吟”的美丽女性被“萧红”所替代,她以她那敏锐深沉和冷峻抒情的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不甘落后的“三郎”,也以“萧军”的大名,在群星闪烁的中国文坛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光芒。
在青岛的日子,真可以算得上是姗姗来迟的青春蜜月,萧红和萧军,他们住在靠近海边的一座木屋里,虽然清贫,但阳光,大海,白鸽,蓝天,却因为爱,而变得诗情画意,飘逸浪漫。那些天,萧红基本上呆在家里,一边操持家务,一边从事小说创作。而萧军则以“刘均”的名字在小报《青岛晨报》做副刊编辑。薪水虽然不丰,但却能够让两人在青菜馒头中体验到一种宁静的幸福。
人们常常看见萧军戴着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他是那么豪气地走着,让身边的风裹着阳光,哗啦啦地跟在后面。而萧红则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浓蜜的黑发上,她总是穿着那件发白的布旗袍和一条浅灰色的西式裤子,蹬着一双后跟磨去一大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像个有点夸张的乡下“女郎中”。
一个“洋车夫”,一个“女郎中”,在青岛的避风港过起了有滋有味的日子。他们徜徉在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有时还跑去海滨浴场,在蔚蓝色的海水里浸泡年轻的身体和快乐的心。正如萧军所描绘的:“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
有一次,二萧从朋友家里出来,已经夜深人静了,公共汽车已经停运,他们只好步行回家,大概十里远近,他们一路走来谈笑,毫无倦意。月光照在城市的上空,幽幽的月光像箫声一样透明。突然,萧红心血来潮,硬是坚持要跟萧军赛跑。萧军拗不过萧红的请求,只好答应。结果两人拼命地在街上奔跑。穿着破旧皮鞋的萧红怎么跑得过萧军,不一会儿,就落后了,但她不服气,将皮鞋脱掉,继续朝前奋力奔跑,终于摔到在地。“你看,摔痛了吧?”萧军立即折回来,将萧红扶起。萧红顺势躺在萧军的怀里,咯咯地笑着。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夜啊。
萧红哪是真的要跟萧军赛跑?她是要飞,要像风筝一样自由地飞翔,而爱情的拉线却让萧军紧紧握住。无数的夜,有名的或者无名的,都过去了。唯独萧红的奔跑,留给记忆的是那样的深刻,人们甚至能够听到那双破皮鞋敲击着柏油马路的清脆声响,以及那种豪放的金子般的笑声。正是这样的心境,我能想象得出,穿着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的萧红,扎着花围裙愉快地收拾房子,然后沉静地坐在窄窄的书桌前,写《生死场》时那慢慢翻动稿笺的优雅自信的样子。而背靠萧红的萧军,则点着一支劣质香烟,埋着头,在另一张小桌上奋笔写着《八月的乡村》。两人的赛跑,从街头来到房内,从精神的提升到写作的比拼。物质的清贫仍然没有改变。为了写作和更好地休息,他们从朋友那里,好不容易借到了一张小床。萧红很勇敢地爬到那张小床上去住。萧军的床稍大一些,安置在房间的东北角,萧红的床则安置在西南角。写累了,两人吹灯就寝,临睡时彼此还道了一声:“晚安!”
有一天晚上,正当萧军朦朦胧胧快要入睡时,他忽然听到一阵抽泣声。萧军惊醒了,急忙奔到萧红的床边。他以为萧红发生了什么急症,便把手按到她的前额上,焦急地问着:“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萧红没有回答,竟把脸侧转过去,一股柔情的泪水从那双圆睁睁的大眼睛里滚落到枕头上。黑黑的屋子里,萧军看不清她的神情,又顺手扯过她的另一只手来想寻找脉搏,她竟把手抽了回去。“去睡你的罢!我什么病也没有!”“那你为什么哭?”萧军有些不解。
萧红竟格格地憨笑起来,低低地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说完,眼泪又模糊了她的眼睛。萧军怦然心动,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萧红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萧红担心“掉下来”,是因为体验到了幸福。她害怕这种幸福稍纵即逝。她想飞,但同时一定要让萧军托着,并且成为她的翅膀。他们的贫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他们的富有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年,青岛那么多一掷千金的富豪与气焰熏天的权贵,但是今天,他们到哪里去了呢?有几个人的名字被后人铭记?然而,萧红和萧军的名字流传下来,一起流传下来的还有他们的追求、爱情和苦难中的快乐,以及照耀过他们的阳光和放飞过他们梦想的天空。青岛没有压抑他们火热的情,他们便给青岛增添了一份诗意的浪漫;青岛没有填饱他们饥饿的胃,他们仍给青岛增添了一层文化的底蕴。
【四、远方闪烁嫩黄的火光】
1934年9月9日,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23岁的萧红写完了长篇处女作《生死场》。此前一个星期,萧军也写完了他的长篇处女作《八月的乡村》。小说写得好不好?怎样出版?两人望着各自桌上厚厚的书稿,一时有些困惑起来。这时,一个名叫孙乐文的朋友提醒了他们。孙乐文说起有一次他在上海内山书店看到了鲁迅先生:“我看他平易近人,说不定能够帮你们。”远方闪烁嫩黄的火光。那是希望之火啊。“咱们试试吧。”萧红说。萧军点点头,立即起草给鲁迅写信。萧红在一旁看,想好一句写一句,两人像打磨一件作品一样打磨一封不凡的信。在信中,萧军向鲁迅请教:一个决心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应该做些什么?当然,信中的重要内容不会忘记:他们想请鲁迅先生看看他和萧红完稿的两部长篇。
在这封信中,萧军第一次使用了“萧军”这个名字,此后就一直使用这个笔名。写完后,萧军要萧红也签个名,于是,她便在信笺上签上了“悄吟”的名字。信,很快就寄到了上海内山书店。鲁迅先生收到了信,并立即回了信。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是——一、不必问现在要干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
收到鲁迅先生回信,二萧高兴得要跳了起来。萧军更是一遍遍地读着来信,认为“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
几天后,他们把《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两书的抄稿和两人已经出版的集子《跋涉》,一起寄给了鲁迅先生。此时,萧军所在的报馆发生了变故,同事们一个个作鸟兽散。萧军萧红和挚友梅林维持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烙饼和大菜汤都吃不起了。于是他们将报馆里的两副木板床以及几张木凳,一古脑地载到一辆独轮车上去拍卖。他们真是穷极了,恨不能连门窗都拆下来卖掉。可是,这样又能抵挡多久?二萧最大的期盼是希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援助。他们不停地给上海写信,言辞恳切,心情急切。鲁迅先生虽然及时地给他们回信,但一说到见面的事,他总是以“从缓”二字作答复。这可把二萧急坏了。
萧红说:“咱们去吧,到了上海,先生还不见我们吗?”萧军说:“再等等,此事不能鲁莽。”说完,又去写信。不久,鲁迅先生再一次复信给二萧,其中特别提醒他们要警惕“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信中还再次表明友善的信息:“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值得指出的是,真正使鲁迅先生对二萧的印象产生飞跃性变化的,是基于萧红的一次天真的“抗议”。原来,鲁迅先生曾在信的末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
“吟女士”指的就是萧红。因为萧军写给鲁迅先生的信,每一次都有萧红另一个笔名“悄吟”的签名,鲁迅先生的回复本来更多是针对萧军的,不料萧红对“吟女士均此不另”一句颇为不满,率真的她自己写了一封信去,“坚决”反对鲁迅先生这样“轻视”她。没料到,这一“抗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双方一直保持的礼貌拘谨的态度,气氛似乎一下子变得融洽了。在给萧红的回信里,鲁迅先生便半开玩笑地问道:“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从这一刻起,鲁迅先生开始用调侃的语调来写回信了,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
后来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细节,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是:当时萧红所提出的“抗议”,是真的属于幼稚,还是出于一种女性的机敏?不管当时真实的心态如何,但有一点是确凿不移的,那就是萧红的“抗议”,使鲁迅先生对这位女性产生了相当的好感。他似乎已经发现了这位尚未晤面的青年女子身上有着某种可爱的品质,否则,他便不会在信的末尾,继续制造出一个“俪安”的小花样,并打上箭头问萧红对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
其实,当年二萧是太急于见到这位文坛的前辈了,他们也许并没有仔细考虑鲁迅先生态度转变的原因。虽然,鲁迅先生在回信中仍在说着“青年两字,是不能包括一类人的,好的有,坏的也有。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开始考虑如何安排与二萧的会面了。事实证明,鲁迅先生的回信是具有历史性的,倘若先生当时对二萧的来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未及时答复,那么二萧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就像当年萧红身陷绝境写信到《国际协报》副刊得到编辑裴馨园重视一样,无论社会环境多么恶劣,因为这些善良的人,希望总会在远处闪光。
【五、拜会导师鲁迅先生】
应当说,萧红与萧军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在他们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候便得到了鲁迅先生这样的文坛盟主的诚恳相待,作为欲在文坛上大展宏图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灯红酒绿的上海并没有张开双臂,以现代都市的胸怀热情欢迎二萧的到来。1934年11月初,萧军和萧红在征得鲁迅先生的同意后,迫不及待地搭乘一艘日本船,在货舱里,他们同腥味刺鼻的咸鱼粉条一道,被罐头般地运送到了上海。与辗转青岛不同,二萧走上甲板望着熙熙攘攘的上海码头,竟没有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轮船走上岸,一股举目无亲的感觉油然而生。因未能及时见到鲁迅先生而产生的焦急心情,使得萧军发出了这样的抱怨:“我们是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事实上,萧军对来到上海后没有马上见到鲁迅先生所发出的牢骚,完全是由于对鲁迅当时的处境缺乏了解所致。
几十年过去后,萧军仍在为自己当年怀有的疑惑情绪感到内疚。他在文章中忏悔道:“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当时的鲁迅先生,已被当局通缉几年,自然处理起事情格外小心谨慎。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当你尚未了解对方时,绝对不可冒然行事,这并非摆架子或出于大人物的矜持,而是因为现实环境过于残酷了。二萧当晚住在一个临时客栈里,由于过度疲惫,他们很快沉睡过去。三天后,他们得到了确切的答复:同意会面。一束温情的阳光,将霉湿的心情晒得透亮。仿佛长途跋涉的人到达终点一样,二萧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们为自己没有倒在中途而庆幸。为了给萧军准备一件合适的见客礼服,萧红连夜缝制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熬了一夜,这些绵密的针线里凝聚了萧红的无限情意。无疑,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
1934年11月30日,对于萧红和萧军来说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喜庆之日,他们终于等到了与鲁迅先生相见的那一刻。根据约定的时间,二萧准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出乎意料的是,鲁迅先生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这使二萧简直有点不知所措。见两个拘谨的年轻人站在门边,鲁迅先生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过来,平静地问道:“是刘先生、悄吟女士吗?”二萧迷乱地点着头。接着,先生便引导二人走出书店,来到一家不远的咖啡店。也许,按照二萧本来的设想,与先生初次见面的一刹那不应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要说上许多问候语,场面也会比眼前发生的要热烈感人得多。然而,刚才发生的一幕却是如此的朴素,如此的简短,多余的寒暄和客套都被省去了,这使两个人一下子便回到了本真状态,不再感到有什么拘束。萧红望着文坛大师竟是如此的平和与善意,顿时,横亘在大人物与无名之辈之间的界限顿时消失了。她满怀敬意地注视着眼前这位面色苍白、略显衰弱和疲惫的老人,他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髭,头发极富个性,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
后来,萧红曾特别描述过先生特有的那种使人“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的目光。初次的见面是令人愉悦的。鲁迅先生喜欢二萧的纯朴爽直,而二萧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不一会儿,许广平领着儿子海婴也来到了咖啡店。萧红与许广平一见如故。许广平对萧红的印象也很不错。她曾以诗意的笔调描述过这次的会面,“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临别时,鲁迅先生又取出20元钱送到二萧面前,使两位一贫如洗的年轻人激动万分。
不久,二萧成为鲁迅先生家中的常客。在鲁迅先生的鼎力推举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率先出版,先生为之作序:“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然而,萧红的《生死场》出版得却不太顺利,该书被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搁置半年后,仍然未得到许可,后来作为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之一,于1935年才得以出版。鲁迅先生同样为该书作序,他给予了萧红恰如其分的赞许:“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就这样,在鲁迅先生的引导下,萧红和萧军开始进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他们与鲁迅之间的友谊,则对日后自身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此时的萧红,生活原本露出了微笑,但这一丝微笑,很快被一场黑色风暴撕走了。
【六、因为相爱,反而伤害】
爱,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人带去温暖,也可以给人带来伤害。对萧红而言,“爱”的含义更加复杂。它像是一束光、一把火,又像是一个锤、一把刀,甚至还是一包药,或者一块重重的石头。经历了苦难磨练的人原本学会宽容和理解,但在萧红心里,萧军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三郎”了,他变得多疑和专制,他的大男子主义,他的武断和暴躁,都无法让萧红更好地爱他。她原以为萧军不会计较她的过去,不会计较她曾经发生过的悲惨的一切,但慢慢地,她觉得自己错了。昔日那个侠义心肠的“三郎”永去不复返了。她曾经试图用各种方法去挽救这一份爱,但是,有一股巨大的离心力将她从萧军身边拉开,并且越拉越远。
《八月的乡村》为萧军赢得了荣誉,但《生死场》给萧红带来的成功似乎更大,萧红的才华也被更多的人所称颂。这,对于既是情侣又是对手的萧军来说是不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打击呢?因为相爱,反而伤害。二萧的冲突不可避免,争吵也日益激烈,性格粗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伤了萧红。这一打,将爱情苦心经营的温情打碎了。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涌动着无限的酸楚,留下了一道道创伤。后来有人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一个柔,一个刚。萧军评价萧红:“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这里隐含着什么,只有当事人最清楚。而萧红则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相爱容易,相处难。既相爱,并且同居,却又不是妻子和丈夫的感觉,这样的生活,萧红焉能不痛苦?为了缓解冲突,调节心情,萧红动身去了日本,而萧军则回到青岛。
客居他乡的萧红仍然思念着萧军,她在给萧军的信里还张罗着要为他买柔软的枕头和被子。但当萧红满含希望地回到萧军身边后,发现萧军抵挡不了别的女人诱人的“红唇”,情感早已发生了转移。他们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猜忌和怨恨变得毫无遮拦。应当说,萧红内心是非常珍惜这段感情的,她写了很多诗。虽然很怨恨萧军,甚至骂萧军,但是她还是希望萧军能回心转意,她不想舍弃萧军。然而,情未了,缘已断。分手,已成定局。既如此,好强的萧红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的挣扎,最终决定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离心而去的萧军那里收回,转而交托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真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当时跟萧红接近的男作家不少,他们都很同情萧红,但与她聊天、谈话、以文会友可以,要娶她为妻,恐怕谁都没想过。只有端木提出跟萧红结婚,而且要举行婚礼,给她一个正式名份。在这件事情上,端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也正是这一点,打动了受伤累累的萧红。
须知,在那个时代,一个从没谈过恋爱的男人要娶一个曾与两个男人同居又先后分离的女人,谈何容易?当时,端木的母亲和亲友都不赞成,特别是端木的母亲,她认为萧红不吉利,不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和这样的女人结婚。但端木坚持了自己的主见。婚礼那天,前来道贺的有端木三哥未婚妻刘国英的父亲、刘国英和她在武汉大学的同学、萧红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还有文化界的胡风、艾青等人。萧红穿一件旗袍,端木着一套西装,婚礼办得简单又隆重,在战争年代中是不多见的。萧红在婚礼上的一番话真正表达了她当时的心态。
当胡风提议新人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十分动情地讲:“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在场的人都被萧红坦诚的话所打动,大家静静地听她继续含泪说下去:“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份。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萧红说的“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指的是她有孕在身,她怀的是萧军的孩子。当年,为了萧军,她铁心不看那个可怜的女婴,也没有喂她一口奶,直到送人之后,她才感到一份伤痛是多么难以消去。而今,她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却又跟端木结了婚,命运为何如此捉弄人?这个孩子将来又该怎么办?
几个月后,孩子出生了。但奇怪的是,几天后,孩子就夭折了。对于这样的结果,萧红的心情异常复杂,有着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孩子的死彻底掐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不久,抗战爆发,上海沦陷。萧红跟着端木蕻良,颠簸流离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精神紧张和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使原本虚弱的她变得更加弱不禁风。是爱,让萧红走出呼兰河畔;是爱,让萧红走向海角天涯。
【七、柳亚子:“天涯孤女有人怜”】
20世纪40年代初的香港,像是一个被多种疾病缠身的城市。正是这样一座城市,住下了被多种疾病缠身的萧红。也正是这座城市,让萧红的生命走到了末路。很难想象,当萧红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时,她会不会回忆起那陌生而又熟悉的呼兰河畔,会不会回忆起爷爷和父母,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包括噩梦般的逃婚,而又噩梦般地跟汪殿甲生活过一段日子;包括随后的萧军、以及更后的端木蕻良。但我相信,在她的生命里,最闪亮的记忆里应该是与鲁迅先生相识的点点滴滴。可惜,伟人已乘黄鹤去。她只能将无穷的思念留在心底。香港,是一座混乱而又陌生的城市。以病人的眼光,萧红对香港的印象可能更加糟糕。那些天,萧红十分苦闷,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就在她感到孤寂无助之际,萧红得到了一位宽厚长者的关心,这位长者就是柳亚子。柳亚子的出现给萧红的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原来,1939年底,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的柳亚子由上海抵达香港,与宋庆龄、何香凝一道,在香港发展了国民党左派力量,为推动政府抗战而大声疾呼。柳亚子并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而淡化了对文艺的兴趣。他总是设法与文艺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香港也不例外。
因此,当得知萧红在香港生病住院后,他依靠个人的影响力,筹措到一笔经费,解决了萧红的住院费。随后,他又亲临医院探望。柳亚子的突然到来,使病榻上的萧红既吃惊又感动。“别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柳亚子握着萧红的手,轻轻地说:“重要的是,把病养好。”面对长者和文学前辈的宽厚安慰,萧红不禁潸然泪下,泣不成声。柳亚子见此情状,连忙说:“你怎么这样哭呢?我读过你不少作品,有力量。我相信你病后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得到柳亚子的探视和鼓励,萧红精神大振,情绪也稳定了许多。
有一次,柳亚子前来看望萧红,恰逢端木蕻良在她病榻前端药侍茶,聊天解闷。柳亚子连连抚掌称好,并当即赋诗一首,题为《赠蕻良一首并呈萧红女士》。诗云——
谔谔曹郎奠万华,温馨更爱女郎花。
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伺一茶。
柳亚子将此诗写下后亲自交给萧红。
萧红十分高兴,她庆幸自己又找到了一位像鲁迅先生一样的长辈,不仅关心她的生活,而且点拨她的人生。端木蕻良也很感激柳亚子的关爱。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柳亚子笑吟吟地捧来一束盛开的菊花,送到萧红的病床前。鲜艳的菊花绚丽多姿,透出一股沁人的幽香。病房里一下子生动起来。萧红眼里含着泪,她斜靠在病榻上,用手轻轻抚着鲜花,并深深地吸了一气。哦,好香!萧红感到生命在复苏,内心燃起了一股火焰,苍白的脸上浮出了一层红晕。柳亚子说:“好好休息,争取早日康复。生命就像这鲜花一样,你会更加灿烂芬芳的!”
萧红点点头,她请求柳亚子靠近她坐下来,她想到自己来香港后,在朋友中与柳亚子相识最晚,又定交于病榻,而这位长者的关心是仅次于鲁迅先生的,不禁感慨万千。望着尊敬的长者,萧红颇为动情地吟了一句“天涯孤女有人怜”,随即怅然挥泪,难以自罢。此一句诗,包含了萧红多少酸甜苦辣和人情冷暖的人生感悟啊。柳亚子闻之亦动容不已。他当即赋诗一首赠予萧红,以示鼓励——轻渺炉烟静不哗,胆瓶为我斥群花。誓求良药三年艾,依旧清淡一饼茶。风雪龙城愁失地,江湖鸥梦倘宜家。天涯孤女休垂涕,珍重青韶鬓未华。
这一首诗,永远留在了萧红的心里;这一幕,也永远留在了端木蕻良的记忆中。许多年后,端木还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这一幕,并说:“在柳先生身上,我们发现师道和友情萃于一身。在一位纯真的老者身上,滋润着热情的灵苗。柳先生平身饱经忧患,但他总给别人以鼓舞和信心。”遗憾是,港九战争爆发后,柳亚子被迫撤离香港。临行前,他又专程来向病榻中的萧红辞行,叮嘱她:“要有信心!养好病后,争取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没想到,这次辞行,竟成永别。
【八、骆宾基:比友情多,比爱情少】
该离去的总会离去;该相逢的总会相逢。在萧红的生命历程里,骆宾基虽然姗姗来迟,但他与萧红却有了一段“比友谊多,比爱情少”的佳话。骆宾基原是萧红胞弟张秀坷的友人。他中等身材,有着北方农民的魁梧,一张同属于北方农民的紫铜色长脸上常常写着质朴和沉思,鼻梁上架着一副棕色的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不大却充满活力和感情的眼睛。作为同乡的东北人,他来到香港后不久,经朋友的介绍,他与萧红相见并相识。既是老乡,又是胞弟的友人,萧红立即对这一双眼睛产生了好感。随后,萧红很自然地将这位同乡介绍给丈夫端木,端木则把自己在《时代文学》上连载的《大时代》停下来,发表骆宾基的新作《人与土地》,标题画则是萧红的作品。
为了感谢萧红夫妇对他的帮助,骆宾基经常去看望他们。端木因忙于事务,经常来去匆匆。这样,对于病榻中的萧红来说,骆宾基的来访减去了她的孤寂感,增加了她对生活的信心。特别是萧红病重期间,对她怀有敬慕之情的骆宾基长时间地厮守在她身旁,以致护士小姐都以为他是萧红的丈夫。病床上的萧红有着无限的思乡之情,骆宾基操着一口浓烈的东北口音,配上他那娓娓动人的声调,讲述家乡的佚闻趣事。这些陈年旧事,对离乡已久的萧红来说,无异于饮露止渴,余味无穷。骆宾基比萧红小六岁,萧红总是像姐姐一样与他拉家常。他们谈到东北老家的食物、风俗,也谈文学,谈人生。每当这个时候,萧红总是兴致极高,言谈中不免流露出对家乡深深的怀念。
不久,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开始向香港发动进攻。当时的九龙已陷于猛烈的炮火之中,炸弹爆炸声和警报声不绝于耳。病中的萧红非常害怕,她有一种无法把握住自己命运的空虚感,迫切需要有人来陪伴她。突然降临的战争,令好多在港的文化人措手不及。这时的端木既要考虑撤退和筹款事宜,又要与文化人保持联系,因此显得非常忙碌,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留在萧红身边。骆宾基怀着一颗感恩之心,义不容辞地挑起了照料萧红的重任。有一天,炮火特别密集,骆宾基冒着危险,来到萧红身旁。他的到来使脸色惨白而又带着恐惧的萧红,有一种绝处逢生的喜悦。萧红紧紧握住他的手,柔声说:“你不要离开,好吗?我好害怕……”骆宾基连忙安慰她说:“不要怕,放心,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萧红感激地点了点头,疲惫至极的她慢慢地合上了眼皮。骆宾基静静地陪伴一侧。他突然发现萧红长长的睫毛下溢出了一层潮湿,不由怦然心动。过了好一会儿,萧红才睁开双眼,她似乎没有在意自己的泪水,只静静地看着骆宾基。外面的警报声又陡地响了起来。因为骆宾基的存在,萧红一点不害怕,她咳了一下,说:“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就是最慷慨的。”
见骆宾基有点发怔,萧红又接着说:“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常常陷入与愿望相反的矛盾里,也许这是命吧。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骆宾基很快意识到,萧红内心所要表达的意思。他有些吃惊。过去,他一直以为萧红与端木生活得很愉快,很幸福。可后来,听一些朋友讲,他们之间并不协调。特别是当他面对面地与萧红接触后,他深深感受到她的那种心灵孤独和企望被别人关心的焦渴。一时间,骆宾基陷入了烦恼的矛盾之中……柳亚子离开后,端木经常难见踪影,也不知他在忙什么。时局混乱,看到相识的人和不相识的人一个个离去,萧红感到十分伤感和悲怆,她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这天,骆宾基又来看她了。萧红与他谈得很投机,也很深入,她毫不隐瞒地说:“我早就该和端木分开了,我要回家乡去。你能不能先把我送到上海,送到许广平那儿?”
“你……”骆宾基对萧红提出的要求感到很突然。但萧红顾不了那么多,她情绪颇为激动,声音也显得高了一点,说:“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不会在这个时候死的,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要写,我会好起来的。”然后,她竟喃喃自语起来:“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我还要写,还没写完……”骆宾基试图安慰她,但就在此时,萧红突然说:“骆君,到那时你肯娶我吗?”
“啊?”骆宾基顿时地愣住了,一会儿,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说:“不,我不能……”萧红也是一怔,她把火热的目光收了回来,不再说话,也不想说话,但她蓦地想起了自己诗中的几句话,不觉有一种针痛——想望得久了的东西,反而不愿意得到。怕的是得到那一刻的颤栗,又怕得到后的空虚。
1941年12月25日,经过18天的抵抗,香港最终还是失守了。局面一片混乱,病患中的萧红被送进了跑马地养和医院。医生对萧红的病情进行会诊,她被误诊为喉瘤,第二天即被推进手术室。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萧红接受了一次错误的喉管切开手术,加速了她的离世。手术后,萧红的病情骤转,身体更加虚弱。由于伤口难以愈合,她说不出话,痛苦万分。历经磨难的萧红也许意识到自己病情的危重,反而显得出奇的平静。或许这是一种心如止水的悲哀吧。
1942年1月18日,萧红被迫转院,进入玛丽医院重新动手术,生命垂危。萧红心境坦然。虽然,她不愿死,也不甘心死,因为,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作品要写,她的缘未断、情未了,怎么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呢?她在纸上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然而,上帝已经点了她的名,明知点错了,她也只得遵命而去。五天后,萧红回光返照,她意识到,是告别这个苦难世界的时候了。萧红用手势示意一直陪伴在身边的骆宾基给她取来纸和笔。她挣扎着,用尽最后一口气,写下了这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这是萧红留给世界的悲怆。她用半部《红楼》概括了自己的一生,概括了那31年风风雨雨的心路历程。
【九、呼兰河传:裸露的幽灵在徘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的短命女作家。她仅以31岁颠沛流离、短促悲凉的生命,留下了卷帙可观、风格独特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字,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情和创作生命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萧红就被鲁迅称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萧红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进行创作。她的作品自传性很强,融进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绪记忆。萧红创作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艺术感觉力和艺术表现力。她凭借女性纤细敏锐的感悟能力,捕捉情感中最富有韵致的人事景观,抒写现实的人生和自我的情怀。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无不灌注了她的性灵、智慧和勃勃生气,仿佛从心底流淌出的歌,诗意蕴藉、凄美动人。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类似上述的描写,在萧红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她是一个身心俱受摧残的不幸女性,一个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灵魂。在她内心深处,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她的一生,既经受了失去家园的无奈与痛苦,又饱尝了寻找家园的坎坷、屈辱与悲欢,她在无可奈何而又义无反顾地舍弃失去之后,又满怀希望地探索寻求,向着“温暖”与“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的一生,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真诚地融入笔下的艺术世界,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这种大气和冷峻,在《呼兰河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这部书成了萧红献给故乡的生命绝唱。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萧红笔下是冰冻的,透彻到你的骨髓里。只有经历了无限的热烈和悲惨,半部红楼一样的生命感情,才会像冰冻一样;也只有枯涩中脉动的叙述,那种语调超越了内容的语言,才能表达这冰冻的感情。
如果说《生死场》“第一次淋漓尽致地大胆裸露生命的躯体,让它在纷扰繁殖的动物和沉寂阴惨的屠场与坟岗中舞蹈着”的话,那么,《呼兰河传》却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旷远的空虚与悲凉。与《生死场》相比,《呼兰河传》中尽管展现了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经没有“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残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作者心中涌动的是巨大的悲哀。在这里,一城人得过且过,活得坚韧,活得麻木。屋子快塌了,管它呢,过一天,算一天。小媳妇得病了,请巫婆跳大神,好好的人折腾死了,叹息一阵便过去了。鬼节里依然要兴致勃勃地放河灯。当然也不乏有光彩的人物。疯女子哭过了死去的儿子,又安安静静地卖菜。冯歪嘴子与大姑娘不声不响却超越世俗的爱情让人心酸又欣慰。这就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命运遭际。从前发生过,又梦一样不留痕迹。留给我们的是一首诗,一卷乡土风情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而远处,萧红含泪的倾诉,有谁听见了?裸露的灵魂,在河兰河畔徘徊。无家的鬼火却将夜归人的路照亮了。特别是《呼兰河传》“尾声”里的几段话意味深长——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有人据此作出分析:在这里,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与此同时,作者成功地通过第一人称“我”——
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的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幅悲惨的人间画面。显然,作者是有意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对叙述者“我”这个童稚来说,这只是不过是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可见,情感评价上的儿童视角既增加了作品的心理情感的容量,也增加了作品内部的张力。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举重若轻,让人看见蝴蝶的灵魂。
【十、远去的人只留下一滴苍凉】
不应该早死的人早早地死去了;不应该结束的故事早早地结束了。一切好像还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萧红,一个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还来不及松一口气,怎么就这样消失了呢?萧红的遭遇总是让人想起张爱玲。两人的天资和才情,足可互称姐妹。可是,不管怎样,张爱玲到底活到了七十五岁。而且在她的生命中,大部分时间,她过的日子是小资式的,或贵族式的。她的写作更能体现自己的性情,张扬自己的个性。网上流传着一个叫黄木子的人写的《萧红的死》:萧红是让人长歌当哭的。萧红的一生,令许多读她文章的人伤悲。她把女人最致命的弱点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
张爱玲运气不好,碰上了胡兰成和赖雅;萧红的运气应该说不错,她碰上萧军和端木。一个救了她的命,一个给了她的婚姻。可是,萧红要的只是爱,这一点,跟张爱玲的渴望是一样的。然而,萧军和端木都没有给予她足够的爱。萧红原以为萧军给予的是不朽的爱,或者说,是爱情神话。可是,到了致命的1936年,她和萧军的爱情神话打破了。她在诗中责备萧军,说:“带着颜色的情诗,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当然,她意识到:“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萧军原本并不嫌弃这些啊,他说他要给萧红以真挚的爱情。然而,爱情就像水泡,一吹就破。萧红露出了冷笑:“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只因为她不是所谓的纯洁的红唇,别人就有背叛她的理由。其实,她哪里是死于1942年初啊。从1936年起,活着的只是她的肉体了。她整个的灵魂竟随着爱飘走了。萧军曾经辩解道:“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这话听来好像很仗义。但是,他大约忘了,在给新情人的诗中,他露骨地说:“有谁个不爱个鸟儿似的的姑娘!”又说:“有谁忍拒少女红唇的苦!”
网友黄木子愤然写道:身陷爱情中的女人,要讨的不是一张饭票。和一个从未爱过的人在一起,也许可以忽略了爱情,可毕竟有爱在先啊。当爱已逝,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爱情中的女人会要一个名存实亡的婚姻么?萧军是粗犷的东北人,也许他的心不够细腻,可他能不在乎萧红的过去么?对男人来说经历复杂的女人是他们心中的硬伤。爱情那事过境迁的微弱的力量不能承载红尘俗事跨越百年。爱情总是打扮的妖娆,让男人披着她美丽的外衣来迷惑女人。所有的海誓山盟仅限于那片刻的激情。在那一刻,两人都化成了神。神是不在乎人间烟火的。当激情退去,所有的俗事都浮出水面,原先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现在都成了生活的拦路虎了。当然,葬身虎口的,一般都是女人。爱情中的女人不懂得背叛。
于是,萧红死了。可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长廊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萧红,想起她那《小城三月》里流露出来的纯洁、感伤同时体验着青春快乐的萧红,还有那个跑到鲁迅先生家试着不同的衣服笑吟吟问“可好看”的萧红,想起她那单纯爽朗的笑声终于淹没于世的沉寂,那种鲜明的热闹喧嚣自此休止的空落。这分明,萧红就是一只独舞不止的蝶啊。那只蝶永远没有落下来;那只蝶永远向着阳光走;那只蝶不再饥饿,不再缠绵,她回复了她的从前,又走出了她的从前。那只蝶竟又化作了红木棉,竖立在香港碧蓝的浅水湾,像一座塔,永远带着回望的落寞,朝着故乡,朝着月落乌啼,朝着霜满的天空——
而雨,终于缓缓地落下了
像一株忧伤的植物
记忆的河流,为何让我如此地想你
无数的幻想,无尽的心事
远去的人只留下一滴苍凉
【十三】
标题:《文化人的人情脉络》
作 者:赵朕,王一心著
网上连载于新浪、腾讯、网易、凤凰等网站的读书频道,题为《于细节处见人情冷暖:文化人的人情脉络》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出版:2009-2-1
版次:第1版
印次:第1次
自编码:823745
ISBN:9787802145078
开本/装帧: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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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字数:317/280000
内容简介:民国人物处身风气甫开、新旧交替之际,思想学识愈见丰富,交游酬酢益为广阔,肆意性情,常引后人神往。本书选取民国文化人的社交生活片段,按照一对一的关系行文,分为友朋、婚恋、上下、敌对等不同单元,勾勒出民国文化人的人情地图,于细节处见人情冷暖,从小事看前辈风范,备案民国文化人的社交网络,梳理人脉关系,管窥学界风云……
作者简介:赵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前中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世界华文学会监事、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唐山师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曾出版专著《台湾与大陆小说比较论》、《面对艺术的馈赠》、《尺水兴波的情愫》、《认同文化的结晶》,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题解》、《写作漫话》等。
《文化人的人情脉络》目录:
亲属
手足情拒绝后门——丁文江与丁文渊
亲情厚谊成美谈——冯友兰与冯沅君
冷却的手足情——鲁迅与周作人
江阴的“刘氏三杰”——刘半农与刘天华和刘北茂
光耀史册的黎氏兄弟——黎锦熙与黎锦晖
未了的姑侄情——汪静之与曹诚英
子承父业的小说家——陈蝶仙与陈小蝶
父亲劝她不必上大学——林语堂与林太乙
仕途蹭蹬结金銮——李鸿章与张佩纶
我国儿童电影的代表——郑正秋与郑小秋
无可挽回的遗憾——陈歌辛与陈钢
伦敦大学的校友——伍光建与伍蠡甫
一次痛打,改“邪”归正——钱基博与钱钟书
对女儿“无为而治”——杨荫杭与杨绛
祖孙三代的辉煌——陈宝箴与陈散原和陈寅恪
斗争前沿的“父子兵”——闻一多与闻立鹤
婚恋
灵犀相通的知己——丁玲与冯雪峰
情到深处甘为妾——康有为与何旃理
夫唱妇随的恩爱夫妻——梁启超与李惠仙
“发乎情,止乎理”——梁启超与何蕙珍
遵从母命的婚姻——胡适与江冬秀
“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胡适与韦莲司
牵心动魄的爱——胡适与曹诚英
擦出爱的火花——胡适与徐芳
未能如愿的闺中密友——胡适与洛维茨
“长相思,泪难干”——梁实秋与程季淑
偶然邂逅的恋情——梁实秋与韩菁清
母亲包办的婚姻——鲁迅与朱安
爱,在水到渠成时——鲁迅与许广平
单恋的悲哀——吴宓与毛彦文
“又爱又恨”的“怨偶”——梁宗岱与沉樱
“你是我的感情归宿”——胡风与梅志
甘愿为爱作出牺牲——朱自清与陈竹隐
闪电婚姻不久长——郁达夫与王映霞
她给了他诗的灵感——郭沫若与安娜
延续了姐姐的“情”——郭沫若与于立群
颠沛流离的恋情——郭沫若与安琳
“佩玉锵锵,洵美且都”——邵洵美与盛佩玉
异邦人的婚外情——邵洵美与项美丽
表兄妹结为连理——罗烽与白朗
他忽视了妻子的人格——戴望舒与穆丽娟
没有真爱的结合——徐志摩与张幼仪
未能兑现的爱——徐志摩与林徽因
身陷囹圄,夫妻离散——谢冰莹与符号
婚礼上咬破手指写血书——谢冰莹与贾伊箴
一枚胸针定了情——萧乾与文洁若
合作默契生恋情——梅兰芳与孟小冬
心存感激,以身相许——杜月笙与孟小冬
亡命私奔的同居——徐悲鸿与蒋碧微
“大慈大悲”的心迹——徐悲鸿与孙多慈
七年恩爱,终生不忘——徐悲鸿与廖静文
“约法三章”定情缘——老舍与胡絮青
奉父母之命的“娃娃亲”——茅盾和孔德沚
没有亲自保存的合影——茅盾与秦德君
相濡以沫的夫妻——巴金与萧珊
暗礁潜伏的爱情之旅——曹禺与郑秀
幽丽闺秀动心怀——曹禺与方瑞
“纵横的写遍了相思”——冰心与吴文藻
“更知何日重逢君”——石评梅与高君宇
完美婚姻秘诀:“给”与“受”——林语堂与廖翠凤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卞之琳与张充和
孤独早逝的爱情——李金发与朱亚凤
爱,激发了诗的灵感——李金发与屐妲
同舟共济的伴侣——李金发与梁智因
斩不断,理还乱的爱——萧三与叶华和甘露
同事一夫的历史遗迹——马寅初与张桂君和王仲贞
情书铺就百年之好一罗家伦与张维桢
“秋风”与“萧萧叶”的默契——朱生豪与宋清如
夫唱妇随,其乐融融——张友鸾与崔伯萍
“秋迟”铭刻心头遗憾——张大干与李秋君
不能释怀的异国红颜——张大干与池春红
如胶似漆的忘年恋—一刘海粟与成家和
爱,要道合,还要志同——李苦禅与凌嵋琳
“我的事,我做主”——徐迟与陈松
覆水难收的婚姻悲剧——叶浅予与罗彩云和梁白波
义演中迸发出爱的火花——叶浅予与戴爱莲
仓促成婚,勉力维持——叶浅予与王人美
“人天无据,灵会难期”——费孝通与王同惠
苦命鸳鸯成眷属——鲁藜与刘西颖
伴山伴海的情谊——冯亦代与黄宗英
及时救助落难才女——萧军与萧红
颠沛流离中的伴侣——萧红与端木蕻良
患难与共的夫妻——吴晗与袁震
父亲认可了他们的恋爱——钱钟书与杨绛
友朋
为公义不徇私情——丁文江与胡适
“见到了一线光明”——丁玲与鲁迅
大师与平民的真挚友谊一胡适与袁瓞
偶像的坍塌——梁漱溟与章士钊
一诺千金捐助革命——孙中山与张静江
弥留之际的友情——萧红与骆宾基
怀柔与软化——林语堂与蒋介石
情绝于利——林语堂与赛珍珠
提携与感恩——林语堂与谢冰莹
志趣道不同的同乡同龄人——陶行知与胡适
惜才——张爱玲与柯灵
为抗日组建“老子军”——张一麐与李根源
共事中义结金兰——章太炎与李根源
意气相契的东西二帝——章太炎与邹容
“始终不渝的朋友”——巴金与萧乾
“实秋最像一朵花”——冰心与梁实秋
反对派里的同情者——梅兰芳与胡适
同行相惜——梅兰芳与卓别林
艺术无国界——梅兰芳与泰戈尔
忘年交——梅兰芳与吴清源
志趣相投——梅兰芳与张謇
送风——梅兰芳与丰子恺
戏观一致——程砚秋与徐悲鸿
解怨——程砚秋与田汉
工作中结成挚友——程砚秋与吴祖光
一见如故——程砚秋与贺龙
他们的友谊经得起考验——沈从文与巴金
合说相声演“帽戏”——梁实秋与老舍
附庸风雅的黑老大——章太炎与杜月笙
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瞿秋白与鲁迅
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友情——彭真与萧军
相交相忆五十年——曹聚仁与周作人
大胆尝试用新人——胡适与沈从文
雪中送炭的情谊——老舍与赵家璧
他们一起编教材——沈丛文与杨振声
落魄时的忘年交——陈独秀与台静农
敬与亲如叔侄——张爱玲与胡适
友谊之路不平士日——陈砚秋与俞振飞
敬醋并存——张爱玲与苏青
“爬翁”启发他写小说——鲁迅与钱玄同
同声相应的作家———鲁迅与茅盾
胡适爱才,一厢情愿——翁文灏与胡适
是挚友,也是诤友——洪深与郑正秋
“和稀泥”的朋友——赵清阁与沉樱
《阿Q正传》的催生者——鲁迅与孙伏园
有朋自爱俪园来——柯灵与李恩绩
十七年尔汝旧交——刘半农与周作人
难得的知己——马叙伦与章太炎
师生
“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章太炎与周作人
受恩知报的门生——周作人与废名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作人与俞平伯
从争辩到共鸣——周作人与梁实秋
“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与冯友兰
两度求师——吕凤子与徐悲鸿
创始之功不可没——胡适与冯友兰
心有灵犀一点通——胡适与吴景超
心灵默契,诗句传情——胡适与杨振声
师生、朋友和论敌——胡适与瞿秋白
奖掖史学才俊——胡适与吴晗
是师生,也是同仁——胡适与废名
信赖、扶植与推荐——鲁迅与周文
注意分寸的交往——鲁迅与马珏
关系密切的得意门生——鲁迅与胡风
先生鼓励她写作——鲁迅与陈学昭
道不同而与之相谋——鲁迅与废名
慷慨解囊,资助流亡作家——鲁迅与萧军、萧红
师生情,深似海——鲁迅与台静农
拳拳难忘的师生情——郁达夫与刘大杰
培养了我国第一个女编剧——洪深与赵清阁
启蒙导师与挚友——郑振铎与王任叔
受到无辜的株连——胡风与绿原
“一日为师,终身敬之”——何其芳与俞平伯
给老师当红娘——丁玲与瞿秋白
相携相助的师友——朱湘与徐霞村
拜师学诗——苏曼殊与章太炎
“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李叔同与丰子恺
不骂不相识——章太炎与黄侃
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臧克家与闻一多
“伯乐”的眼力——包天笑与周瘦鹃
“老夫子”为她取艺名——郑正秋与宣景琳
我国第一个“电影皇后”——郑正秋与胡蝶
举荐
悉心呵护青年才俊——胡适与杨振宁
热心编辑与“鬼才作家”——施蛰存与穆时英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徐志摩与沈从文
鼓励与举荐——老舍与许地山
生活无着时的援手——冯铿与马宁
“何必低首求同群”——陈师曾与齐白石
奖掖青年的好范例——郭沫若与傅抱石
乡党
挚友反目,分道扬镳——丁玲与沈从文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鲁迅——蔡元培与鲁迅
他们有共同的话题——鲁迅与冯雪峰
是同乡,也是同窗——冯雪峰与姚蓬子
携手进行教育实验——叶圣陶与王伯祥
扶植与关怀——巴金与罗淑
难忘的乡党情怀——巴金与艾芜
若无觐庄,定无《尝试集》——胡适与梅光迪
五次同事的好同窗——李何林与李霁野
同道
志同道合结成忘年交——陈布雷与宋教仁
校长为教师谎报学历一蔡元培与陈独秀
《悲惨世界》首译者——陈独秀与苏曼殊
同道之谊真情绵绵——康有为与张元济
不寻常的见义勇为——李大钊与陈独秀
一份杂志缔结的终生友谊——李大钊与章士钊
善意的嘲笑——梁启超与胡适
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与赵元任
从保皇派到共产党员——杨度与李大钊
友情真挚光照日月——李大钊与周作人
恩人变仇敌——萧乾与曹禺
难得的三次相处——闻一多与梁实秋
没有卸掉的精神包袱——胡风与巴金’
宗派情绪的恶果——胡风与周扬
忘年交成了陌路人——胡风与舒芜
关系密切的得意门生——胡适与鲁迅
不忘旧情的朋友——胡适与陈独秀
志不同者,道难合——胡适与周作人
他们都喜欢拜伦的诗——鲁迅与苏曼殊
共同耕耘俄苏文学——鲁迅与孟十还
“为着同一的目标”——郭沫若与鲁迅
困顿之时得救助——沈从文与郁达夫
恩恩怨怨的交往——陈独秀与刘师培
反反复复,有分有合——孙中山与章太炎
未能实现的出版宏愿——鲁迅与张静庐
幕后的高参——梅兰芳与齐如山
舞台演出,浑然天成——梅兰芳与余叔岩
《夜来香》的缘分——黎锦光与李香兰
雪中送炭的情谊——老舍与赵家璧
启蒙导师与挚友——郑振铎与王任叔
创造社的两位元老——郭沫若与张资平
意气相投,情同手足——李叔同与夏丐尊
因误会而反目——鲁迅与林语堂
一面之缘——陈云与鲁迅
因自尊而疏远——胡风与萧红
冰释前嫌携手战斗——鲁迅与冯乃超
宽容化解了矛盾——胡适与郁达夫
因女师大风潮而反目——周作人与陈西滢
他们演出了“双簧戏”——钱玄同与刘半农
上下
枪杆子延请笔杆子——陈布雷与蒋介石
讨伐到死不收兵——辜鸿铭与袁世凯
守护宪政挑战总统——胡适与蒋介石
秀才与兵的较量——刘文典与蒋介石
政敌的玉帛之交——汪精卫与善耆
革命元老的草根情怀——吴稚晖与蒋介石
纤笔一支谁与似?——毛泽东与丁玲
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友情——彭真与萧军
带着大家前进的向导——周恩来与郭沫若
少年中国学会的小勤务——李大钊与秦德君
无权拆狱空叹息——潘汉年与杨帆
解聘违纪名教授——闻一多与刘文典
对立
意气之争酿恶果——刘师培与章太炎
目标不同绝难相谋——梁启超与袁世岂
两位宗师的论战——章太炎与康有为
政见各异难共处——章太炎与梁鼎芬
实现南北统一的努力——李大钊与吴佩孚
同门异户的“芥蒂”——周扬与丁玲
志不同,道也不合——黄侃与胡适
受鄙视的后生——章太炎与胡适
愿长相亲不相鄙——章士钊与胡适
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周扬与冯雪峰
文人相轻?——林语堂与曹聚仁
【及时救助落难才女——萧军与萧红】
萧军与萧红是一对危难中相救扶的恋人。萧军,本名刘鸿森,辽宁义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与友人筹组抗日义勇军失败而逃亡哈尔滨。为了维持生计,他用“三郎”的笔名投稿,初展文学才华,受到《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的重视。后应裴馨园的邀请,协助编辑副刊。1932年夏天,《国际协报》副刊收到一封署名张迺莹的女读者的求救信。信中倾诉了她的艰难处境:她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幼年丧母,父亲是个官僚士绅,逼他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她逃婚到北京。这个“未婚夫”追到北京,骗她回到哈尔滨与他同居。后来因欠下东兴顺旅店600多元房费,那个男人回家取钱,一去不归。旅店老板要将她卖到妓院抵债。这个写信求助的女人张迺莹,就是未来的著名女作家萧红。
裴馨园读了这封求助信,很同情这位素昧生平的女读者,就让萧军前去旅馆探望。萧军到旅店找到萧红。他所见到的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面容憔悴,精神疲惫,穿着破旧,同情与怜悯的情怀便油然而生了。当萧红得知来探望她的青年是经常发表诗文的三郎时,便从心底滋生了敬佩之情。他们谈得很投缘,萧红将郁积心底的悲惨身世,不幸遭遇,一股脑儿倾吐给萧军。萧军见她将自己难言的屈辱,痛苦的经历都坦然陈述,则更加同情这位女士。特别是萧军偶然间从萧红的床上,发现了她画的画和写的诗文,萧军更加同情这位落难才女。此后,萧军经常到旅店去探望萧红,并警告旅店老板不要逼良为娼。
1932年秋天,松花江江水泛滥,淹没了哈尔滨的大部分街道,萧军趁机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店,将她安排在自己的住处。他们同居了,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萧军为了养活产后的萧红,不辞辛劳,或写稿,或兼职授课,想方设法地赚钱,结果还是经济拮据,只好将新生的女孩送给他人。萧军很器重萧红的才华,鼓励萧红写稿。她就以“悄吟”为笔名在《国际协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槛。遗憾的是,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坚持多久,1938年他们到延安后,终因感情破裂而分手。
【慷慨解囊,资助流亡作家:鲁迅与萧军、萧红】
1934年5月,萧军与萧红来到青岛。在这里萧军完成了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生死场》的创作。为了得到早已崇拜的鲁迅先生的指导,并使这两部小说得以出版,他们于1934年10月贸然来到上海。到上海后,他们未能及时见到鲁迅先生。他们不知道鲁迅已遭到当局的通缉,与陌生人接触需要谨慎。鲁迅给他们的回信说见面“从缓”。这对于人地两生的萧军和萧红来说,自然是急躁而愤懑的。在给鲁迅回信时,萧红针对鲁迅信末提及的“吟女士均此不另”,表示了不满。萧红的“抗议”,使一向欣赏青年的那种充满稚气和不安分的鲁迅对她产生了好感,于是就决定与他们见面。
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根据与鲁迅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内山书店。他们刚一进门,鲁迅便迎了上来说:“是刘先生和悄吟女士吗?”他们二人来不及寒暄,就被鲁迅带到附近的咖啡店。在交谈中,鲁迅先生很喜欢萧军、萧红的纯朴和爽直,而萧军和萧红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指导,更是受宠若惊,对先生的人格魅力钦佩不已。临分手时,先生又取出20元钱送给他们,更使他们觉得三生有幸,结识到最令人敬佩的文学导师。此后,鲁迅帮助他们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还为这两部小说写了序言,使得他们开始走入上海文坛。鲁迅十分关心萧军和萧红的创作,他将他们介绍给美国和日本的作家朋友,将他们的作品译成外文出版。萧军和萧红在上海期间,得到鲁迅无微不至的关怀。萧军略通俄语,经常在霞飞路见到一些俄国人,就和他们攀谈几句俄语。鲁迅得知后,告诉他这里的俄国人都是白俄,他们中有许多告密者,会被怀疑为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革命者。要他提高警觉,不要与陌生人说俄语。还有一次,萧军、萧红和胡风在鲁迅家待到深夜,已经没有电车了。他们回家时,边说边笑,后来竟然赛起跑来,喊叫着十分开心。后来鲁迅知道此事,就批评他们太大意,要是遇到巡捕就麻烦了!
萧军的为人莽撞、粗犷,说话直率,可是鲁迅毫不计较这些,依然很关心他。在萧军的晚年还感慨地说:“我那时年轻,个性和举动都相当粗鲁,也有点狂妄。鲁迅先生胸怀博大。他不但容忍我们,还理解我们,花费心血培育我们。我们当时对先生的一番苦心理解不深,今日思之,追悔莫及!”鲁迅对萧红很热情,他们相处得很和谐。萧红经常到鲁迅家来,只要萧红一来,鲁迅就很高兴,谈话的兴趣也很浓。鲁迅爱吃北方的饺子,萧红去他家时,就与许广平一起包饺子。有一次萧红在鲁家待到深夜,临走时鲁迅还特地嘱咐许广平给萧红零钱乘车回去。1936年夏天,由于与萧军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她决定东渡日本。7月15日,为给萧红饯行,鲁迅不顾身体发烧,设家宴宴请萧红。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萧军悲痛欲绝。他一路小跑赶到鲁迅寓所,直奔鲁迅床前双膝跪倒,抱着鲁迅的双腿号啕大哭。接着参与了鲁迅治丧办事处的工作,还为鲁迅守灵三夜,在10月22日为鲁迅送葬时,萧军担任总指挥,在万国公墓下葬时,萧军是16个抬棺人之一。萧军代表鲁迅支持过的文艺刊物在鲁迅墓前宣誓,表示“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地插进了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鲁迅逝世后,萧军参加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工作,还协助许广平对鲁迅遗著《且介亭杂文集》三集进行校对、付印及出版发行等工作。此外,每逢周日,他都要到鲁迅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来寄托自己的哀思。鲁迅逝世时,萧红正在日本。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写了散文《海外的悲悼》来悼念恩师。没能亲自为鲁迅送行,成了萧红永久的遗憾。
【颠沛流离中的伴侣——萧红与端木蕻良】
1938年1月,应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等人到达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临汾这段时间,萧红与端木蕻良接触较多,她对端木蕻良产生了“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感情。特别是端木蕻良曾当众说萧军在文学上不及萧红的话,更满足了萧红的虚荣心。不久临汾告急,萧军准备跟随“民族革命大学”一起撤退;而萧红和端木蕻良则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西安。这意味着萧红和萧军同居六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半个月后萧军与萧红在西安相遇时,萧红已与端木蕻良“定情”,他们只得选择分手。萧红与端木蕻良旋即去了武汉。同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在婚礼上胡风提议他们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
1938年8月,日军轰炸武汉,人们纷纷逃亡。他们决定撤离到重庆。当时,罗烽和白朗夫妇与他们的母亲都在武汉,端木蕻良托罗烽买船票时,只买到四张。这样五个人只能有四个人乘船。端木蕻良让萧红与罗烽一家一起走,而萧红则坚持自己在武汉的朋友多,过几天可以弄到船票,让端木先走了。当时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得到朋友们的同情,不久就帮助她买到了船票,来到重庆的罗烽家,生下了一个死婴。
1939年年底,日军飞机几乎天天在北碚上空侦察、轰炸。肺病日渐加重的萧红,与端木蕻良商议前往香港避难。当时端木蕻良举棋不定,就去找华岗征求意见。华岗鼓励端木夫妇前往香港,因为那里有许多文化工作可做。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在这里萧红完成了小说《呼兰河传》,端木蕻良创作了《科尔沁前史》。这时的萧红身体很虚弱,精神上也感到很郁闷和烦恼。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当时萧红的肺病越来越重,端木蕻良委托文友骆宾基代为看护萧红,他外出筹集医疗费用和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几经转移,萧红被送入了一所女校的红十字会临时救护站。1942年1月22日上午,萧红以31岁的英年离开人世。萧红的遗体火化后,端木蕻良将骨灰分装在两个瓷瓶里,与骆宾基一起,设法越过日军的封锁线,按萧红遗愿,将一骨灰瓶葬于滨海的浅水湾,把一块事先写上了“萧红之墓”字样的木牌竖立于墓前。另一瓶骨灰则在一位大学生的帮助下埋在萧红逝世的女校后山山坡的一棵树下。
【弥留之际的友情——萧红与骆宾基】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吉林珲春县人。1934年到北大旁听,对文学创作产生兴趣。不久他听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在鲁迅扶持下出版了。于是他决定循着萧军、萧红的足迹投奔鲁迅。当他将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的前两章,寄给鲁迅时,鲁迅已经重病缠身,无力指导他的写作了。“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他在茅盾的荐举下,到浙东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流亡到香港,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人与土地》。当时他所带的钱不多,过了些日子就付不起店钱了。只得请求同是东北流亡作家的端木蕻良的协助。端木委托人为骆宾基付清店钱,为他安置了住处。同时还在自己主编的《时代文学》上刊发了骆宾基的长篇《人与土地》,使得骆宾基能够凭稿费维持生活。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打算撤离香港。当骆宾基打电话向端木、萧红辞行时,端木问他能否暂留香港,协助照料病重的萧红,骆宾基慨然允诺,并立即赶往他们的住处。由于香港形势紧急,端木和骆宾基等人抬着萧红先后躲避在周鲸文家、恩豪酒店和时代书店宿舍。12月25日,香港沦陷,很多进步人士撤离香港。此时的萧红喉肿、胸闷、呼吸困难,被送入养和医院。因医生误诊,做手术时大伤了萧红的元气,身体更加虚弱。接着又将萧红送往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萧红,在1942年1月22日,逝世在这所医院里。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根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修订版序》所说,一直是骆宾基守护在萧红的身边。病重的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因此,骆宾基总是谴责端木蕻良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将护理的责任推给他。可是后来的端木夫人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一书,则说端木离开萧红是外出购买食品、药物,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萧红病逝后,端木请人为萧红拍摄了遗容,又剪下一缕萧红的遗发揣入怀中。还以高价买了素色瓷瓶,来装萧红的骨灰。第二天,他与骆宾基一起,将萧红的骨灰瓶葬于浅水湾。究竟事实的真相如何,鉴于端木与骆宾基都已经作古,很难说清楚孰是孰非了。不过,从1942年2月末,端木、骆宾基等人乘“白银丸”离开香港,辗转来到桂林这件事来看,在萧红病危期间,端木并没有撤离香港,至于有多少天没有陪伴萧红则是个不解之谜。
【因自尊而疏远:胡风与萧红】
胡风本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1929年秋进入日本庆应大学学习,后因在日本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于1933年被驱逐回到上海。回国后就参加左联的活动,与鲁迅相处得很密切。1934年10月,萧军和萧红来到上海,将他们的小说初稿给鲁迅,请求批评指导。鲁迅读了他们的作品后,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了篇序,并让胡风为萧红的小说作篇序。胡风读了这部小说,很受感动,动手写序时发现小说没有书名,他就根据小说的内容取名《生死场》。在小说出版前萧红发现鲁迅给萧军写了序,就要求鲁迅也给她的小说作篇序,鲁迅便亲自作了序,并将胡风的序作为后记。1937年9月胡风筹办抗战刊物《抗战文艺》,当时胡风向文友们约稿并征求意见,萧红则直截了当地建议改成《七月》,以纪念七月发生的“七七事变”。不料,在抗日大旗的感召下,以《七月》为中心聚集了一批年轻诗人,形成了“七月诗派”。1938年5月萧红带着端木蕻良来到武汉。在他们举行完婚礼后,胡风私下对萧红说:“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我感到高兴。不知你冷静地考虑过没有?”这句话伤了萧红的自尊心,开始疏远了与胡风的关系。1939年底重庆大轰炸后,萧红的肺病开始加重。萧红提出前往香港治疗。胡风不知原委,以为他们是逃离重庆,在给许广平写信时说:端木与萧红“秘密飞港,行止诡秘”。端木与萧红得知后非常不满,随即疏远了与胡风的关系。
【十四】
标题:《说说我眼中的几位绝美女子》(连载)
作者:蓝兔子1974
出处:天涯博客“蓝兔子的兔窝窝”,该帖发布于2010-5-12 22:19:00
忘记了是哪位男性作家说过的:你如钻石划过夜空,成为许多人心底永远的痛。开始读萧红是在哈尔滨的日子,应该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刚刚新婚不久,家居无事,可以尽情地读书,师大侧门附近有很多小书店,傍晚在校园里散步,顺便去那里淘书,归来的时候,捎回几穗热乎乎的煮玉米或者几枚香喷喷的茶叶蛋。哈尔滨的茶叶蛋好香,炭火上咕嘟嘟冒着热气,可以香了半条街。(不知为何天津的茶叶蛋只见酱油色却闻不见香气?回到家中剥开那热得烫手的茶叶蛋,然后迫不及待地翻开书,美食和美文一起品尝的滋味美妙无比。就是那段时间细细品读了很多现代作家的作品,鲁迅、沈从文、胡适、张恨水、林语堂、周作人、丰子恺、张爱玲、苏青......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来了,春天到了。”
读她的第一本书是《商市街》,质朴的文字有着奇异魅力。它们记录了被作者自己称之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生活。平白如话的文字后面,展示了一颗朴素温柔,敏感脆弱却又无比坚韧的心。
1930年,十九岁的萧红因为不愿意屈服封建家庭的束缚以及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四处求学。因为经济困难在外流浪,却仍不愿回家。在她最困难无助的时候,未婚夫却找来拼命的追求她,二人同居,就在萧红怀着七八个月身孕的时候,汪恩甲借口出外筹钱,一去不回。萧红陷入被旅馆老板扣留准备卖到妓院抵债的困境。她于是写信四处求救,她投过稿的《国际协报》指派萧军前去看望,年轻的萧军除了热情和理想一无所有,无力筹钱营救萧红,但是这次相见却使萧军和萧红相爱了。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来了,春天到了。”当萧军见到萧红的时候,萧红落魄而憔悴并且身怀六甲可以说毫无美丽可言,然而当萧军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他马上就觉得这个女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还要美丽,自己要拯救这个有才华的女子。这一场倾城,淹没了一个城市,成就了二萧的恋情,成就了二十世纪最优秀作家中的一个。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或许倾覆了一个城池只为成就一个人的爱情。那么是否也可以这样说,1932年8月,松花江的那场大水,淹没了一个城市,成就了二萧的恋情,成就了二十世纪最优秀作家中的一个。萧军摇着小船跑来救走了萧红,萧红临产却没有钱住院,萧军用拳头威胁医生才把萧红送进了三等产室。萧红产下一个女孩,随即就送人了,因为萧红和萧军同样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商市街》就是记录这段生活的。谁说过的,在乱世,能活着就是奇迹。当萧红拖着产后孱弱的身体因为交不起医药费和萧军一起逃出医院,到临时租住的旅馆时候,她描述她爬楼梯的感觉:楼梯是那样长,好象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欧罗巴旅馆当她出走一个人在北方酷寒的冬夜流落哈尔滨街头的时候:我想就想到了我家乡那边的马房,挂在马房里面不也很安逸吗?甚至于我想到了狗睡觉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可以使我的脚温暖。她离得我越近,我越嗅到她满衣的香气,那使我感到她离得我更辽远,也感到全人类离得我更辽远。——初冬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饿我一点点地读过来,越读越震撼于她作品的力量,并没有受过非常好的教育的女子,有着天籁般的智慧和才情,难怪她一下子就能得到鲁迅的青睐和赞赏。
那如行云流水般的《小城三月》,没有大道理,没有呐喊,没有抗争,翠姨,一个美丽的女子,怀着无望的爱默默死去的故事。你几乎会忽略那后面所透露出来的任何理念的东西,比如女性在传统的束缚中被扼杀或者自主的去扼杀任何超乎封建伦理道德的观念,那似乎是无法逾越的辈分的差异,并非是一定不可打破的障碍。而翠姨,永远把欲望深埋自己的内心,没有大胆追求的勇气。淡淡的行进的笔触,似乎只是讲述了一个伤感的故事,那伤感也都是淡淡的,美得残酷。
《呼兰河传》我以为是一部足以使她跻身大家的行列,气势不凡如冰封的河流一般沉默却又蕴藏着汹涌的暗流。我曾经写过一段文字描述它给我的感觉。有些人批评这小说没有呐喊和反抗,其实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这小说更具深度,平淡自然却极富张力。她用有些温情的笔触细细描绘着东北平原上最贫贱的农民们的生活,如动物般愚昧混沌,却生生死死、川流不息。足以刺痛每一个对人性有关怀的读者的心,并撼动人的灵魂。就是这样,她也仍是不愿意回家,回到那个专制的父亲那里,屈服于那个时代所有女性都无法逃避的命运,做人家的媳妇,没有自我,没有独立和自由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萧红对于同时代女性生存现状的思考,尤其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以及比这最低层还要低一层的女性的生存现状的思考是非常前卫而且深刻的。在读《呼兰河传》的时候,我时时被这样的东西刺痛,没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了,那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个鲜活的健康的生命被愚昧和冷漠杀死,而杀人的和被杀的却都不自知。而你却无力改变这一切。在对国民性的认识上,萧红简直不比鲁迅差。
逃婚出来的萧红一个人在哈尔滨酷寒的冬夜流浪,被马车夫嘲笑冻得像只小鸡样,又冷又饿晕倒在豆浆摊前,被一个妇女救到家中,当她醒来看到的场面是她唯一的套鞋被偷走卖掉,那个妇女向她索要衣服,并且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在雪地上打骂,因为她不中用,不能够出卖肉体给她赚钱,于是,她留下了单衣穿着单鞋走到了雪地上,逃开了,她说:就是这样,她也仍是不愿意回家,回到那个专制的父亲那里,屈服于那个时代所有女性都无法逃避的命运,做人家的媳妇,没有自我,没有独立和自由的生活。但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经历欺骗、遗弃、弃子、丧子、经历战乱......落得浑身伤痛和疾病,三十一岁就死去了,苦难的生活完全破坏了她的健康。然而她一生,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自由从未屈服过,并不惜用全部生命去追寻。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
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十五】
标题:《天涯红泪——萧红传》
作者:蒙恩夏生
出处:天涯-煮酒论史版块,2008-12-08 19:48的讨论帖
萧红一一这个名字,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特别是文学青年)所怀念了。并非仅仅是由于她的文笔优美和她的小说写得好。当然,以上这点也是敬仰和怀念她的原因之一。但是,我想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作为一位女姓作家的她,凄凉飘泊的身世,以及死神过早地夺走了她的生命一一她死时才30岁。这种种原因,引发了人们对她的敬仰和深切的哀思。
1911年(农历五月初五),萧红出身在呼兰河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一户富裕的大户之家。萧红父亲张廷举,终身为官。母亲姜玉兰,生有一女三子。萧红即是长女。1919年8月,母亲姜玉兰病故,萧红当时只有8岁。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乃莹。她深受祖父张维祯的宠爱,在她的童年时代,她感到最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祖父陪她在家中大花园里玩耍的日子。祖父又从小教她读《千家诗》,使萧红自幼就有了文学基础。
1924年,萧红进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成绩优良,作文尤其突出。就在此时,萧红的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河县驻军帮统王廷兰之子王恩甲。
1926年,萧红的父亲要萧红出嫁王恩甲,萧红坚决拒绝。父亲因此阻挠她继续上学。但是萧红坚持抗争,父亲不得不表示将此婚事暂时搁下。
1927年秋,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在第一女中,除绘画外,萧红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
1929年,萧红的祖父去世,她悲痛万分,因为祖父是萧红最亲的人。萧红的母亲去世早,而她的父亲对她并不关心。祖父一死,使萧红对自己的家已没有留恋。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父亲又要她与王恩甲结婚,萧红不从。为了逃婚,她去到北平,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
1931年2月初,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而原来从家里带出来的钱,也已用完,生活面临山穷水尽之境。萧红只能离开北平返回呼兰河。春节后又随家搬到阿城县,被迫与外界隔绝。
1931年I0月,萧红又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只身前往哈尔滨。原想在哈尔滨求得一谋生之职,但举目无亲,无人可帮,她只能困居旅馆。待到所带之钱花光,已面临住、食断供的地步。在无可奈何的情急之下,她不得不违心地去找她父亲要她嫁的人王恩甲,(王长期住在哈尔滨,)想求得王的一臂之力。在王的花言巧语之下,萧红与王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待到临产期近,王恩甲却不知去向。1932年8月,萧红产下一子,因无力抚养,不得不送给别人。萧红又一次面临山穷水尽。幸亏此时萧红遇到了一位好心人,此人是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他向萧红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裴馨园处,她结识了青年作家萧军(代表作有《八月的乡村》),两人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过了一段时期,萧红与萧军开始共同生活,两人暂时住在欧罗巴旅馆,生活非常清苦,仅仅靠萧军做家庭教师和稿费维持生计。
I932年II月,萧红和萧军搬进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
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933年5月,萧红写出第一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
I933年I0月,萧军与萧红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这在当时的东北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受到读者广泛的好评。由于《跋涉》集中揭露了日伪统治下东北社会的黑暗,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注意。为避免迫害,萧红与萧军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在青岛,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完成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同时,与上海的魯迅有了联系。1934年10月,萧红与萧军离开青岛去了上海。
到达上海后,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萧红的作品开始在上海的各种刊物上登载。如《小六》、《饿》、《三个无聊人》等先后发表。萧红成了上海文坛上的一颗新星。1935年12月,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当时在文学界引起轰动。《生死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社会影响大,萧红因此而成了一位著名的女作家,确立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萧红的文学创作开始于I933年,到她去世,一共只有8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8年中,她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三部短篇小说与散文合集《跋涉》、《桥》和《牛车上》。另有《商市街》、《萧红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等三部散文专集。
正当萧红、萧军的生活在上海逐渐安定下来,文学创作也比较顺利时,,两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给萧红在精神上以极大的打击,使她感到无法再进行创作。她孤身一人再次外出飘泊,这一次她走得可远。I936年7月16日,萧红东渡日本。
萧红在日本过着孤独而寂寞的日子,四顾茫茫,举目尽是异国人。于是她用写作来打发时光,她在日本完成了六、七个短篇小说,寄往国内发表。
1937年一月,萧红从日本回国。1937年9月,萧红、萧军与一些文化界人±撤往武汉。在武汉,萧红结识了青年作家端木蕻良。
面对抗日战争,萧红坚定地加入了抗战的文艺队伍,发表了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并开始着手写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I938年2月,萧红、萧军与端木蕻良等,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在西安,萧军与萧红感情彻底破裂,从此正式分手。此时,萧红已怀孕。五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
日军迫近武汉,端木蕻良去重庆。萧红独自一人辗转于汉口、重庆、江津之间。1938年底,在颠沛流离之中,她在江津产下一子,孩子生下不久即夭折。1939年一月,萧红又回到重庆。在此她写了一系列纪念鲁迅的文章。
I940年一月,萧红随端木蕻良去了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
194I年4月,萧红在香港玛丽医院检查出患有肺结核。10月住院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1月I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又送进玛丽医院,1月22日,萧红与世长逝,时年30岁。
可以这样说:死神中断了萧红的创作之路。从她所已经完成的叁部长篇小说(《生死场》、《马伯乐》和《呼兰河传》),以及其它多种短篇小说、散文来看,无论从艺术、风袼及思想境界上,她都够得上一位现代第一流作家的水平。如果不是这样早逝,如果命运之神不让她如此不幸,那么,她肯定能写出更优秀更辉煌的巨著来。鲁迅对《生死场》的评价是:“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掙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序言)可惜鲁迅没能看到萧红于1940年完成于香港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后来由茅盾为《呼兰河传》写了序言。茅盾为《呼兰河传》写序言时,萧红已经去世。茅盾在序言中写道:“……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却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呼兰河传》序)。茅盾对萧红30岁就孤寂地辞世香港表达了深沉的悲悯之情。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萧红创作的艺术特色和她的心灵境界。
萧红创作的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就以《呼兰河传》为例来分析。这是一部比《生死场》更成熟的作品。与《生死场》相同的是:小说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没有中心情节,大多是写景和叙事,描绘的对象就是故乡呼兰河,作者的亲人、邻居以及一些乡里乡亲们,作者似乎故意不去着力刻划人物性格。但是,一只只故事的串联,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上演,对呼兰河市的场景和传统风俗的描绘,是那样地順畅、自然、优美。当然,作者也表达了下层人民的愚昧无知、悲惨和麻木,这引发了作者深沉的悲凉,因此作者在小说中曾先后两次发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小说中有几章写了邻居家小团圆媳妇之死,她的死特别令人痛心,因为她正死于那种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之中,虽然不是谋杀,却又无异于谋杀,一个本来天真无邪而又活泼健康的小姑娘,被生生地折磨死了。作者的笔下并非总是给人绝望,在另几章中又写到另一个邻居冯歪嘴子,他死了媳妇悲痛之余却决心独力担当起抚肓两个幼子时,读者看到了人性的闪光。在大多数的章节,作者几乎都如在平铺直叙,但质朴而又细腻的文字中时见吉光片羽,生动的描绘又往往会使读者如身入其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呼兰河传》开始几个章节,都记叙和描绘了当地的传统风俗,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都是作者童年时代的所见所闻,写来又那么得心应手。可以这样说,如有研究东北那地方传统的民情风俗的专家,要找资料的话,那萧红的这部长篇小说,正是他们最好的资料之一。萧红又是一位重于抒情的作家,但是她的抒情并不在于华丽的词藻或曲折迷幻的情节,而是用质朴但是充满诗意的语言,用文学的直觉,用纯正的感情来表达。下面让我们来读一读《呼兰河传》的结尾,作者把她写这部长篇小说时的感情,都浓缩在这短短数百字中了:“
尾声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功夫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功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一九四0年十二月二十日香港完稿)”
萧红的小说,也可以把它当作散文来读,因为她的小说与散文没有严格的界限。萧红声称这是自已写小说的风格。这也正是萧红独创的风格,打破了由俄罗斯和法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所规定了的模式。这是一个大胆的独倡,而且,萧红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独倡模式可以与其他模式并存。至于萧红写的散文,有些地方又有点象在写小说,比如她写的长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这里面有很多对鲁迅形象的外观描绘,如:“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什么人说了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笑得咳嗽起来。”又如:“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通篇都是对鲁迅的工作、生活、交往、习惯、谈吐、说笑……的客观描写,没有任何主观的评价,而且没有一句颂扬和赞美之辞,但写得生动、细腻,把鲁迅写活了。写到鲁迅的死,萧红是这样写的:“1936年I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17日,一夜未眠。/18日,终日喘着。/19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象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鲁迅去世后,不知有多少人写了回忆和纪念的文章。却有专家认为:萧红这篇写得有点象小说的《回亿鲁迅先生》的散文,可以在所有的回忆文章中名列榜首。这也就是萧红的艺术特色。
这里再想探索一下萧红的内心境界。应该说,萧红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人,一个多才多艺又正直善良的人。她虽然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但是,她又天生一付背叛这个家庭的性格。从她对抗包办婚姻开始,她就走上了一条坎坷艰辛的人生之路。她的不幸有很大一部份是她的父亲造成的,她的父亲是个冷酷无情之人,由于萧红抗婚,因此在萧红最困难之时,这个做父亲的居然断了经济上的支援,见死不救。这在萧红的心灵上留下了一个最初而深刻的创伤。第二个大的创伤应该说是那个王恩甲留下的,萧红在万般无奈之下去找他(这又得归吝于萧红的父亲,如果他能宽容一点对待自己的女儿,不那么专横和无情,萧紅不可能去找王)结果却上当受骗。但蕭红毕竟是善良的,一切不幸的遭遇,都没能改变她的本性。她的绝大多数作品所写的都是社会底层人,都是最最普通的老百姓,却写得有血有肉,有生有死。萧红对底层老百姓付出了最大的关注。萧红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从她短短8年的创作生涯却写出那么多的小说和散文,从她对民情风俗那么仔细和精彩的描绘(见《呼兰河传》),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
萧红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萧红又是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凄凉的一个。据说她去世前二天,自知不久人世,曾写下:“我将与兰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半部红楼”指的是什么?是指自己的创作尚未完成而遗恨绵绵么?世间已无萧红,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了。这是萧红向人生呼喊的最后的悲怆。
萧红一一这凄凉而美丽的名字,将长久地留在她的读者们的心中。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08-12-09 11:46
萧红是一位天才的女性作家。但是,她的命运非常凄凉。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09-03-07 12:32
“自从我们失掉了鲁迅夫子之后,我们收获了多少怀念的好文章,但萧红的这一篇可说是空前的绝唱。”
(《萧红作品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主编吴福辉〈导言〉,2004年)
萧红《回忆魯迅先生》(略)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09-07-31
11:27
………………
很反对见个女人就说人家凄凉!表现上是同情,内里不过是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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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善于望文生义。你的意思是:萧红的身世并不凄凉,因为她是个女性,所以我才说她凄凉?
如果你也年纪轻轻就漂泊异乡,面临肌寒交迫。如果你也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声名鹊起时,却在三十岁的青春就被病魔夺走生命……那么,我也会认为你的身世非常凄凉,或者说你非常不幸或悲惨。虽然我与你素不相识,也不知你是男是女。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09-08-23 14:30
……哪个作家没受过苦?难道一生没有任何大风大浪,才叫命运不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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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没这么说。你在自问自答。凄凉与奋斗有所不同。有的战胜命运,有的虽奋斗仍被被噩运吞噬。这里面情况各有不同。你不懂也罢!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09-11-25 13:35
……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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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人物一一翠姨,就象北方的春天一样,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了。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10-05-03 13:50
街上有提着筐子卖蒲公英的了, 也有卖小根蒜的了。更有些孩子们, 他们按着时节去折了那发芽的柳条, 正好可以拧成哨子,
就含在嘴里满街地吹。声音有高有低, 因为那哨子有粗有细。
大街小巷,
到处是呜呜呜, 呜呜呜。好像春天是从他们的手里招呼回来了似的。但是这为期甚短, 一转眼, 吹哨的不见了。
接着杨花飞起来了,
榆钱飘满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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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朴素的语言,却富有生活动态,把当时的场景“画”了下来。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10-05-11 17:34
作为一位普通读者,我对萧红的印象既尊敬又同情。她的《呼兰河传》让我读出了令人窒息的孤寂。这种孤寂感是绝无仅有的,只有萧红能够表达出来。而她的《回忆鲁迅先生》又显得极至温柔的凄美。萧红是一位真正用生命写作的作家,她应该得到更多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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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得好。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10-05-12 15:21
作者:老肃2009 回复日期:2010-05-11 17:56:09
老肃至少有十分之二,受到萧红先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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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昧地问一下:能否具体谈谈,在哪些方面受到了萧红的影响?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10-05-13 15:37
作者:ggmjh 回复日期:2008-12-27 13:43:08
萧红短暂的生命大半在漂泊她真的喜欢她的故乡吗 还是喜欢回忆童年时候短暂的幸福 越是幸福很少的人
即使那么的可怜的一点也令她回忆一生可怜的萧红魂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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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可怜的萧红,魂在何方”?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11-01-21 13:00
萧红度过短暂而凄凉的一生。但是她留下了作品。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11-01-23 13:24
作者:赵东仁 回复日期:2009-09-28 12:52:46
她是个内心软弱的人,身体也不太好,渴望得到温存和怜惜,可惜她身逢乱世,挑男人的眼光又差,前后找的几个都不适合她,弄得心情越来越糟,身体也越来越差。女怕嫁错郎,这话确实有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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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奋斗斗不过险恶的环境,最后终于倒下了。所以萧红在临终前会连连说:“心有不甘,心有不甘……”。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11-01-24 12:07
年轻的姑娘们, 她们三两成双, 坐着马车, 去选择衣料去了, 因为就要換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 打着衣样,
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黑夜的忙着, 不久春装换起来了, 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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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结束了,文字很朴素,但回味深长。这就是萧红的文风。
作者:蒙恩夏生提交日期:2011-04-19 13:26
春,
好像它不知多么忙迫, 好像无论什么地方都在招呼它, 假若它晚到一刻, 阳光会变色的, 大地会干成石头, 尤其是树木,
那真是好像再多一刻工夫也不能忍耐。假若春天悄悄在什么地方留连了一下, 就会误了不少的生命。
春天为什么它不早一点来,
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而后再慢慢的到另外的一个城里去, 在另外一个城里也多住一些日子。
但那是不能的了,
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年轻的姑娘们,
她们三两成双, 坐着马车, 去选择衣料去了, 因为就要換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 打着衣样,
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黑夜的忙着, 不久春装换起来了, 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小城三月》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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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文字,
既是在说小说中的翠姨, 又似乎在预示作者自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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